毛利润有销售额的40%左右，大概是自动化行业的平均毛利水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各种税费（有部分抵扣），再加上人力成本，大概占销售额的25%。再去掉租金和水电费等开支，到手的纯利润就剩下10%左右。

上面这个账单，是深圳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主最近给第一财经记者盘算的

中国制造业单一依靠成本优势来取胜的年代正在远去，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综合成本节节攀升，税费也是不小的负担，企业压力颇大。

近日第一财经记者在制造业重镇深圳走访发现，实体经济虽艰难，主要是难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附加值较高的高科技企业日子还过得去，只是利润也在被劳动力等不断上升的综合成本稀释。

人力成本上涨缩影：三年上涨六成

一说起企业负担，企业第一个想吐槽的可能就是人力成本了。文章开头提到的企业主深圳市艾特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培坤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过去3年间，他的用人成本上涨了一大截。一开始招个工程师，工资是六七千元，现在约要1万元，也就是本科毕业，具备5年左右的工作经验。

涨价的不仅仅是研发岗位。他说：“工厂那边，技术工3年前工资在4000元，现在涨到6000元左右。”他的企业现在共有30多位工程师和30多位技术工人以及行政、财务等人员，没有普工。他说：“2014年，将社保公积金之类的算进去，人力成本占公司营业收入的10%左右，现在占15%了。

中国的人力成本正迅速攀升。从黄培坤的经历可以看出，3年间，他招聘的工程师薪资最高涨了60%以上，技术工人薪资上涨了50%左右。

而据2016年7月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与咨询公司德勤联合发布的报告，自2005年起的10年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5倍，比1995年涨了15倍。

这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报告说，2016年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以及人才、创新、法律环境等方面的短板，这一地位正面临美国的挑战。

人力成本不断升高可能会导致制造业外流，这一深层次忧虑早已显现。

2016年，林洺锋等15位深圳市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提案称，虽然目前美国劳动力成本是国内劳动力成本的2.57倍，但是按照目前国内工人工资的上涨趋势，如考虑国内5年再翻倍、10年工资翻两倍计算，那么中国在人工成本上也占不到任何优势了。

上涨的不仅仅是人力成本。上述提案也称，国内能源成本是美国能源成本的2倍以上。

对于能源成本的负担，企业也感受颇深。柔性显示屏领域的领头羊柔宇科技的创始人刘自鸿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对他们来说，电费将是他们最主要的成本之一。

“新生产线正在建设当中，建成后几百台设备同时运转。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到时候会耗费多少电，预计会很高，因为绝大多数设备都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地运转。”他补充道，对于制造业而言，一般大一点的工厂一个月电费花掉上千万元不是什么稀罕事。

企业八九成税收是增值税

增值税是制造业的主要税种。深圳一家生产机器人的工厂老板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企业所得税虽然是按照纯利润的25%来交，有点高，但是一般会通过一些合理的方式去规避，反而增值税是他们最想减免的。他说：“我们公司年销售额1000多万元，但是每年交的四五十万元税中，九成以上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不过几万元。”

黄培坤估算下来也发现，增值税交得最多，他们每年缴纳的税收当中80%是增值税。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2015年10月发布了2015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被调查企业要求出台“税收减免”政策的呼声最高，反映此诉求的企业比例达到80%。

“营改增”的效果企业感受不够深

自2016年5月1日起，中国也迎来了财税体制的深刻变革，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营改增”政策全面开始实施，并且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性服务业。

不过，部分制造业企业对第一财经反映，暂时还未明显地感受到营改增政策带来的好处。

深圳市政协委员、龙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副局长费晓愈在政协深圳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分组讨论上表示，一是因为企业对政策一些操作上的细节和环节不是很了解，二是因为在目前我国刚刚大规模推进营改增的情况下，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还未完全通畅。

她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有些企业在购买原材料的时候，为了价格低一些，就从不是很正规的渠道购买，这样是拿不到增值税抵扣发票的，就抵扣不了税。如果说整个链条通畅了，这些企业就能感受到减税的作用。”

营改增之后有些企业没有感觉到负担明显减轻，还有一个原因是费太多。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的上述调查报告显示，51%的企业希望进一步降低或取消一些收费。费晓愈说，非税收入在深圳的财政收入中占比不高，深圳的非税征收管理比较规范，不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去加大非税的征收。但是国家和省规定要征收的费和基金，必须要征收。

艰难转型之路

为了活得更久，很多企业不是在转型，就是在转型的路上。但是，即便狠下心，集中人力、物力来开发新产品，也会担心销售不力，没有足够的回笼资金来顺利撑过过渡期。童鹰是深圳市视晶无线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就刚刚经历了这样一个忐忑不安的时期。2016年，由于经营的消费类电子利润愈加微薄，童鹰就砍掉了这个主营业务，开始了转型之路。当时，支撑他转型信心的是前几年就开始研发并逐渐落地的新产品：影视圈导演系统。不过面对不可预料的未来，童鹰仍是忐忑：“转型就像做饭，如果新产品没起来，旧产品就没了，这锅就空了，还怎么烧啊？”

他更担心，如果转型期过长，就没有那么多资金来留住人才，也难以给他们描述可预期的前景。“公司发展有希望的话，员工工资是好商量的。不然，就很难留得住他们。”

2016年年底，预计的亏损没有发生，反而给了他小惊喜：销售额达到2000多万元，虽然不及2015年和前几年，但是超过了他的预期目标。转型期的安稳度过，让他长吁了一口气。

对于更多找不到新产品的中小企业主而言，转型可能是一件更加艰难的事。早在几年前，深圳一位生产和代加工MP4等小电子产品的小老板就想着转型，但是不知道往哪转。他也想过升级，但是光投资一条生产线，就要几十万元，投吧，怕打水漂；不投吧，早晚会关门。他陷入两难的境地。这冲淡了2016年业务量增长带来的欣喜感。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说：“2016年的订单量比前一年多了很多，将近翻了一番吧。但这应该不是因为产品附加值提高了多少，而是因为不少同行关门了，或者转做其他的了。”

虽然上述小老板发现身边不少同行关门了，但是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高新企业主大多表示，他们行业的市场发展空间还比较大，大家都有生意做，只是利润越来越低，正在进入薄利润时代。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也观察到，身边很多企业说钱很难赚，但倒闭的企业不多，反而是“半死不活”的企业比较多，利润微薄。

彭澎说：“现在很多老板都比以前精打细算，这一点特别明显。他们投资更谨慎，平常的应酬开销也更节省，有八项规定的原因，但与企业自身经济效益关系更大。不过，大家都在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