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蔑商”与“重商”

闫恩虎

世所共知，从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重商主义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初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晚期重商主义学派的自由贸易和鼓励制造业发展理论，适应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为工业资本的积累和增长扫除了障碍，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也为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奠定了基础，为经济全球化拉开了序幕。可以说，中国在18世纪以后国际竞争格局中的没落，是和长期以来封建重农主义的“蔑商”、“轻商”思想有关的。

中国的“重农蔑商”思想产生于秦汉。因为统一中国的秦帝国，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而强大起来的，农业的发达为帝国的统一大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秦国的统治者认为天下财富源于最初的实物生产，工多为奇技淫巧，商则为贱买贵卖的不义之举。秦时的法律规定，商人必须编入市籍，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与犯罪的官吏和赘婿一样，都在谪戍之列，即随时都可以被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任嚣南攻百越占领广州（当时叫番禺）后，秦始皇将被贬的官吏、罪犯、商人大批迁往岭南。其中商人最多，秦始皇规定，连父母、祖父母入过商籍的人也要迁往“瘴疠之气弥漫”的岭南。秦朝被推翻后，秦始皇的苛政大多被废除了，但对商人的迫害非但一如既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还必须与奴婢一样，加倍交算赋钱（主要是人头税）。汉文帝时，贾谊的《论积贮疏》和晁错的《论贵粟疏》更是将“重农抑商”提升到理论高度。他们高度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认为商人是“食者”、“游食之民”，将农村的兼并和农民的贫困归咎于商人，把商业发达当成粮食储备不足的主要原因。从此，“农为本，商为末”、“重本而轻末”的经济思想被封建统治者作为治国正道。两千多年间，“重农抑商”一直是封建统治的主导思想。这样，商人便成了被封建统治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在政治上，他们被搁浅，甚至被排斥，依据唐朝制度，工商者或三代之间内不得为官乘舆；在文化上，他们被歧视；在社会伦理上，他们被另类，“无商不奸”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道德阴影。到明清时期，民间竟极端到所谓“车船店脚牙（牙者，经纪人、中介商），无罪也该杀”。

中国的“崇商主义”思想比“重农主义”产生得早，而且以后也在同“蔑商”思想的斗争中不断发展，曾几度与统治的“重农”思想并驾齐驱。商朝是个崇商的时代，商部落就是依靠商业的发达而将古中原各部落统一起来的。周部落是以农业发达起来的，但在周朝，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很高。《周书》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虞：虞人，古代掌管山泽鸟兽的官吏，这里泛指开发山泽资源的人）”。说明当时商业已是社会重要的四业之一。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在兵戎相见之余，大都对商旅贸易网开一面，实行开放与扶植的优惠政策。如卫国“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晋国“轻关易道，通商宽农”。齐桓公“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并在葵丘之会订立“无忘宾旅”、“无遏籴”的盟辞，大力清除列国间通商的障碍。郑国还与商人立下互惠互利的盟誓，楚国给个别商人以部分免税特权，即使战国中后期开始严厉抑商的秦国，也不得不对这种“国际”贸易持肯定态度。诸侯国的“崇商”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原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据《荀子·王制》载：“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　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当时郑国的弦高可以“犒师救国”，范蠡则“三迁其富”，战国后期，吕不韦可以“奇货窃国”，说明商人的社会影响很大。“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在经济上可以“与王者埒富”；政治上“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生活上有“田池射猎之乐，抑于人君”；文化上，政商同驱，商人“无秩禄之奉，爵色之入，而乐与封君比者”。孔子最得意的四大弟子之一子贡就是经商发迹，而且崇商大于崇政。“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语）说明儒家本源并不是“蔑商”的。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高度肯定商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并宣扬许多商人的经营之道，弘扬“崇商”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大商人桑弘羊出任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职，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史称当时“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后桑弘羊与霍光等同受遗诏辅佐汉昭帝。《盐铁论》所描述的始元六年（前